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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5月，同志从第一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一机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调到武汉，被任命为一机部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以下简称热工所）所长兼代理党委书记。上任不久，他又被任命为党委书记，全面负责研究所的党政工作。1970年冬，他调到一机部工作。同志在一机部武汉热工所工作、生活的四年多，正是热工所刚从北京迁到武汉的艰难建所时日，又遇上“”大动乱的高潮时期。在这四年多的特殊环境、非常时期，同志以对党的无限忠诚、对事业的高度负责、对职工的热诚关爱，以出众的政治智慧、高超的领导艺术、宽厚的大度胸怀、朴实的工作作风，领导全所职工克服重重困难，积极开展建所工作，为完成当时所承担的军工任务，稳定局面，缓解“文革”中两派群众的对立情绪，减少动乱造成的损失，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同时，他还以平易近人的作风、处事公正的亲和力、善解人意的思想工作，稳妥地解决热工所的体制问题，认真负责地为安置好职工的工作单位作出了积极的有成效的努力。他在这一时期里显现出来的政治敏锐性、工作能力、人格品质、文化素养，为热工所的广大职工所赞誉。本书诸篇文稿，是原热工所的部分干部和技术人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同志在热工所的点点滴滴感人事例和由此折射出来的光辉亮点。

　　—机部热工所正式批文名称为第一机械工业部原子能设备制造所。为保密，对外称一机部武汉热工所。它的前身，是由第二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二机部）和一机部于1962年共同组建的联合设计处。该处的主要任务是完成一项核工程设备的施工设计，并在设备制造过程中提供技术服务。1963年，一机部以组建联合设计处时抽调的技术骨干和新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为基础，在北京成立了一机部热工所。1964年基本完成了联合设计处所承担的801工程设计任务。根据当时战备需要，1965年夏，一机部决定热工所迁往武汉。按照中央当时的方针，热工所最终要在“三线”地区的四川建所。迁往武汉锅炉厂落户，只是一个过渡阶段。热工所刚搬迁到武汉时，没有办公楼，没有实验室,借武汉锅炉厂的一座旧厂房，分隔成许多部分，分别作为办公室和实验室，并暂借武锅技校一幢三层楼房作为职工宿舍。后来，才建了一幢四层楼房，一、二层办公用，三、四层住宿用。热工所设在北京时的领导人一个都没有随迁到武汉。为了加强领导，一机部对武汉热工所的领导班子作了重新配备。同志就是在这个时候、这样的条件下被任命为热工所新一任所长的，其他所领导有副所长黄光华、陆善明同志，总工程师李彼得同志。武汉是我国有名的三大“火炉”之一，气候方面的舒适与上海不能相比，其他方面也与上海有较大差别。同志离开条件优越的上海，离开熟悉的工作，离开温馨的家庭和亲人，毅然只身到武汉赴任。对他这种不讲条件、不畏艰苦、不怕任务艰巨、一心为国家核工业献身的精神，热工所的同志非常佩服。

　　同志作为部属研究所的党政一把手，本应有较好的生活待遇。可他到热工所上任时生活条件很差，只能和职工一样，住在武锅技校集体宿舍，三个人挤一间。新大楼建成后，才搬进三楼的集体宿舍，住一个单间。一年多后，由于所里年轻技术人员婚后无房，只能挤出一些集体宿舍，分隔后解决婚后无房户的困难。这样，同志的房间又增添了其他职工与其同住。遇到同室职工家属来所探亲时,他就搬到其他宿舍临时搭铺。他毫无怨言，以身作则，带领职工克服困难。他和职工一样，天天到武汉锅炉厂的大食堂排队买饭。有时工作忙，顾不上到食堂吃饭，就叫同宿舍同事代他买回饭菜，或者用煤油炉自己煮碗挂面。他在武汉热工所工作期间的生活用品很简单：一个旧皮箱，一个人造革袋，一条蓝底小花棉布被子，一顶单人蚊帐,一台小半导体收音机和一个煤油炉，后来又添了一个煤球炉。他常年穿一身半旧的深色呢子中山装。酷热的夏天，宿舍里没有电风扇，下班后他与单身职工一起在楼顶上乘凉、休息、谈心。在武汉热工所工作期间，他的月工资只有一百五十八元。段抗全有几次在发月薪后去邮局寄钱时，看到同在邮局汇款的同志，见证了他一个月工资的汇款去向：汇给扬州的双亲四十元，给在安徽林学院、南京师范学院上学的妹妹泽慧、泽玲各寄十五元，自己只留二十多元作为生活费，其余寄给上海家人作生活开支，可见那时同志生活的艰苦。

　　热工所里凡是和同志接触交往过的同事，都深切体验到他非常随和亲切，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都乐意和他交心畅谈。因而，他也能听到众多职工的实情真言。同志艰苦朴素、和群众同甘共苦的好作风，使他成为全所员工最为敬重、威望最高的领导和朋友。他也通过与许多技术员的交谈和沟通，了解了热工所的现状、特点、任务和大家对发展方向的意见。他在听取各种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热工所的建所方案和发展规划，确定了工作目标，组织全所同志承担了国家801工程和09工程的部分设备试验研究工作，开展了“三线”新址选择的调研工作。他在到所后的短时间内，就建立起了正常的科研和设计工作秩序。

　　同志正满怀豪情地领导全所正常开展科研和设计工作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疾风暴雨般地爆发了。武汉是中南重镇、大学密集之地，“文革”来势之猛，为人们始料未及，大学里所谓揭批“走资派”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对于“文革”，同志也是没有思想准备。为了了解情况、掌握动态，他多次骑自行车到华中工学院、武汉大学等院校看大字报，听大辩论，作社会调查，掌握第一手材料。一方面，他在职工中做思想工作，动员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对待一些有缺点和错误的同志，不要随便揪“反革命”，不要错批好人。另一方面，他顶着被指责“以生产妨碍革命”的压力，说服和组织职工继续坚持设计和试验工作。同时，他还派出技术人员到生产厂家做好技术服务工作，尽可能减少“文革”动乱造成的影响，使热工所承担的国家项目如期完成。这在当时的武汉乃至全国，是很不容易的。

　　热工所的群众受社会上的影响，也分别成立了所谓造反派“战斗队”和保守派“红五月”两个群众组织，在所内展开了大辩论。大字报贴满热工所大楼内走廊。一些干部公开“亮相”，站在一派，反对另一派，给派性斗争火上浇油。同志态度非常鲜明，反对干部“站队”，自己以身作则，理直气壮地同两派群众接触、交谈，做思想工作。有些人要同志对一派组织表态支持，他毫不含糊地说:你们都是拥护党中央、紧跟毛主席的。只要不是别有用心，参加哪一派都是革命群众。他还提醒两派群众：社会上复杂，不要参与外面的活动。

　　1967年7月20日，正当武汉地区两大派群众组织“工总”和“百万雄师”派性斗争达到白热化的时候，谢富治、王力作为“中央文革”的代表到武汉，公开支持“工总”，反对“百万雄师”，支一派压一派，从而引发了支持“百万雄师”的武汉军区军人和广大“百万雄师”群众的不满。群情激昂，矛盾激化，导致军人上街武装、群众揪斗王力等人的严重事态。这一反对“中央文革”错误表态的行动，被把持的“中央文革”宣布为“武汉七二O反革命事件”。“七二O事件”后，武汉三镇形成了一派掌权、一派受压的局面，加上受上海造反派夺权的影响，各级党委和政府被迫停止了工作。在这种形势下,同志也被剥夺了在热工所的领导权，从领导岗位上“靠边站”了,并且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审查，承受着人格被侮辱、政治待遇被剥夺的痛苦。对于批判中的不实之词，他一概据理予以否认，话虽说得婉转，但决不模棱两可，意思表达得明明白白。

　　1967年周恩来总理陪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访问武汉锅炉厂时，同志和其他受审查的干部一起被禁闭在办公室，不准加入厂前欢迎群众的行列，因而未能亲眼目睹周总理的风采。还有一次，不准同志观看有世界冠军林慧卿参加的国家乒乓球队在武汉锅炉厂的精彩表演。在他看来，这种政治权利的剥夺是不能容忍的。经过所谓“政治审查”，证明同志历史清白，工作表现出众，所有莫须有的问题均被否定。按照当时的政策，同志得到了“解放”，理应迅速增补进领导班子，恢复其领导职务。可是，按照军宣队的意见，只让他担任了三室党支部书记之职。这对他太不公平。后来,恢复同志职务的报告上报湖北省革委会审批时，由于某些人的妒忌、阻挠和干扰，尚未来得及批复，热工所就撤销了。但在一机部领导和热工所职工的心目中,同志仍然是热工所无可争议的所领导。

　　尽管同志在“文革”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被剥夺了领导全所工作的权力，但他对党的事业仍然忠心耿耿，对自己的政治信念坚定不移，对热工所的工作关心如初，对同志关心爱护并时时加以保护。他开导因受到批判而产生情绪的其他领导干部，要他们正确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对受到批判打击的副所长陆善明给予关心和宽慰,要他坚信党的组织和政策；对向“中央文革”提出看法而被当作“反革命”受批斗的办公室主任杨峻岭表示同情，并明确指出：杨峻岭曾是中央警卫团战士，是党员，按党章规定，有权向中央反映个人意见，因此说他“反革命”是不妥当的。同志当面对杨峻岭讲，你是好同志，相信今后会有公正评价的，要坚定信心。同志念念不忘所内的工作，在因“文革”干扰所内任务不足的情况下,他要求二室的同志熟悉产品的设计程序，多了解和研究技术资料，为以后的工作奠定基础；要求三室的同志完善试验设施，继续进行不锈钢螺纹咬死等课题研究；要求四室同志收集整理和翻译有关资料，编写资料摘要，开放资料室、图书室，为专业科室服务。同志熟悉英语，同时会俄语、日语等多种外语。他深知外语的重要性。为了提高技术人员的外语水平，他倡导并组织了英语、日语学习班，得到所内技术人员的热烈响应。半年的外语学习班，为这些技术人员自学提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单位重要的外语人才。

　　同志大力提倡青年技术人员学习专业知识，提高业务能力,以适应工作需要。他自己以身作则，除工作和参加运动外，抓紧时间学习。同宿舍的同志都知道，他天天晚上在办公室学习到很晚才回来睡觉。他系统地读完了格拉斯登编著的长达三百多页的核工程教程,为全所技术人员作出了榜样。

　　同志在热工所四年多时间，热工所同事至今传颂着他关爱职工、乐于助人的许多故事。当他知道技术员梁敏海的小孩毛毛晚上丢失、全家为此焦急万分后，立即组织所内人员，联系、安排车辆,连夜分头寻找。他坐在办公室具体指挥，一直到第二天清晨找回毛毛后才休息。梁敏海夫妇感激万分，至今不忘同志的真诚关爱之情。

　　在当时物资短缺的年代，常到北京出差的段抗全回武汉前，总要代所里职工购买搓衣板、铝盆、肥皂等日用品带回武汉。有几次，同志也正好在北京出差，当他得知这些情况后，在段抗全离京时,特意赶到小西天段抗全的住地，帮着段抗全提着装有铝盆、搓衣板的网兜，挤公共汽车，进火车站，一直送到车厢里，才分手回旅馆。

　　1966年9月，热工所内有人贴出大字报，要求将一位同志的岳母赶回乡下去，要同志表态同意这一做法。同志认为，这位技术员的岳父仅仅是有一些历史问题，现在还住在上海，而他的岳母并没有问题，根本没有理由赶走她。同志顶住了压力，保护了同志。

　　热工所的青年知识分子多，有的大学毕业好多年尚未结婚，同志为他们操心，努力促成其婚配；有的夫妻分居两地，他指示人事部门想方设法为他们办理调动手续，解决分居困难；一些已婚职工和准备结婚的职工急需住房，但当时根本不具备建房条件，同志想方设法调整单身宿舍，每间多住个把人，仓库也利用起来，腾出好几间房子，然后每间隔成两个小间，解决无房的燃眉之急，使双职工有了个夫妇同住一室的家。

　　核工程项目属于军工行业，研究开发、物理计算、堆型选择、参数确定由二机部所辖第二研究设计院承担，核工程设备的施工设计、设备加工制造中的技术服务由一机部武汉热工所承担。而核工程设备制造完成后，在基地安装和运行又由二机部二院承担。同志在考虑热工所的发展方向时，从技术人员的反映和三年来的工作实践中了解到，一个核工程项目，分在两个部的不同单位中去实施，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重复和协调工作，而且力量分散，浪费人力和物力。如果把两个院所的技术力量合并在一起，可以理顺关系，集中技术力量，又快又好地把核工程事业做好。为此，同志从战略高度，向—机部领导提出了理顺关系、调整体制的建议，建议将热工所的主要技术力量并入二机部二院。同志一次次地跑一机部，多次向有关领导汇报自己的想法和所内技术人员的要求，最终得到有关部委的同意，下发了热工所体制调整的有关文件。热工所的体制明确后，同志又想方设法，解决了所内三百余名职工的工作去向和所里财产处理等困难问题，使这一极为复杂的热工所体制撤并工作较圆满地完成。一机部和二机部的领导都十分满意，给予很高的评价。许多技术人员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发挥了自己的才能，成为新单位的骨干力量,作出了新的贡献。

　　同志在热工所的特殊年代里，在社会动荡的风雨中，与全所同志朝夕相处，建立了深厚感情。他在调离热工所后三十多年中,时时惦记着原热工所的同事。1974年，他在一机部外事局任职时，得知原热工所的技术员刘振华患重病在北京住院后，在百忙之中专程前往医院看望和慰问。刘振华医治无效去世后，他又到医院向刘振华的遗体告别。当同志了解到刘振华的妻子和生活上有困难后,设法帮助她调到其父母所在的长沙市工作。在河北巨鹿县经委工作的原热工所技术员吉志广身患癌症，久医无效病故，一大笔医疗费用一时无法报销。原热工所的同志将情况向已任的同志反映后，他关照有关方面按规定予以报销。

　　无论同志在北京还是在上海工作，也不管同志身任何职，原热工所的同事出差或路过他工作的地方，总不忘去拜访可亲的老所长。而他也总是一如既往，热情地接见这些同事。在他成为党的第三代集体的核心之后，到很多地方调研视察，公务繁忙之中，也不忘关爱生活在他所到之处的原热工所同事。1992年1月21日，同志到江苏考察工作，到达常州当晚，他就和同志接见了丁瑞芝夫妇及其孩子一家人，在亲切询问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后，还询问原热工所一些同事的情况。1992年12月下旬，同志到湖北农村调研，并在武汉主持召开中南六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座谈会。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他于25日晚上接见了在武汉工作的原热工所副所长陆善明和中层干部陈坚，并通过他们了解在武汉工作的原热工所其他同事的情况。同志还曾在江西井冈山考察工作时接见过原热工所的吴成生，在安徽芜湖考察工作时接见过原热工所的范长炎，等等。后来，得知在上海住院的吴成生身患重病后，同志亲自关照有关方面安排医疗专家救治，并委派小儿子绵康代表他到医院病房看望。对此，吴成生及其家属感激万分。

　　古诗云，每逢佳节倍思亲。在新春佳节来临之时，总要和家人、亲属欢聚一堂，共庆佳节。此时此刻，他也常常想念原热工所的同事们。1994年春节前两天和2005年春节前的1月12日，同志在同志陪伴下，两次在接见在北京工作的原热工所部分同事，老领导愉快、亲切地和他们交谈，关心他们的工作生活，勉励他们继续努力，为国家多作贡献。与有的同志自武汉热工所分别后已有三十多年未见面，虽是第一次重逢，但仍然一见面就能说出他们的名字、特点和专长。江的超常记忆力和对原热工所同事的真情，令大家折服和惊讶。在接见中，谈家常，引诗文，论古今，问情况，忆往昔，大家备感亲切，深受启发。同志还设宴款待他们，并给每个人赠诗。被接见的十多位原热工所同事再一次深深地体会到：他们的老所长同志虽然地位变了,但随和可亲、平易近人的高尚品德一点也没有变。他对原热工所同事们的亲情更浓了。

　　同志具有以德感人的博大胸怀。曾经是热工所群众组织核心成员的丁瑞芝和傅满昌、专案组负责人陈书云，多次在受到同志和同志的亲切接见。关怀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使这些同志受到极大的鼓舞。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更加努力工作，决心作出成绩，报答的关爱。

　　同志对原热工所同事的每一次接见、每一份关爱，都使他们得到深深的教诲：做人做事就要以老所长同志为楷模，对事业赤胆忠心，对同志真心实意。同志是原热工所同事们的骄傲,是他们的最敬爱的师长。他们崇敬的老所长同志在中国主政十三载，忠实地贯彻执行同志制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路线，并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领导十三亿中国人民走上富民强国之路。人民安定团结，国家繁荣富强，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他引领中华民族跨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

　　（本文由丁瑞芝根据原热工所同事陆善明、刘阳、王觉、赵木森、周汉平、叶迪隆、卢湖海、吴惠芳、孙雅琴、顾大欣、陈书云、傅满昌、黄治国等二十八位同志提供的文稿和资料汇总编写）

　　我是1965年8月清华大学动力系毕业后分配到一机部武汉热工所的，1971年初离开热工所。回忆和同志相处和共事四年多的这段经历，一些往事记忆犹新，至今仍感到亲切。

　　我第一次和同志面谈是在他的一楼办公室。一天我无意中路过，见到同志一个人在办公室，就走了进去，叫了声“江所长，您好!”他应了一声后请我坐下，亲切地问了我所学专业、家庭情况和在武汉锅炉厂劳动实习方面的事情。我向同志一一作了汇报。他很专注地听我回答，不时地提一些问题，给我一种随和亲近的感受，没有上下级的那种可敬而不可亲的感觉，因此，我就很自然地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向他吐露。我对他讲了我遇到的一个难题：我爱人是农村户口，工作后才知道农村户口不可能调到城市里来，这样的话,我们只能长期分居了。同志听后，安慰我说：不要急，今后看看有没有其他办法解决。他的理解、体贴人的情感表露，平和温良的言语，给我非常强烈的感觉：他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好所长。

　　在随后的几年里，热工所人事科根据同志的明确指示，通过调进、调出的办法，解决了好多职工夫妇分居的困难。1970年冬,我也落实了调到常州市的工作单位，解决了两地分居的困难。

　　1969年“”中期，党的“九大”刚闭幕，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山东的王效禹掀起了一股“反复旧”的邪风，武汉的造反派头面人物朱鸿霞等人也在武汉锅炉厂前广场贴出了几十张“反复旧”的大字报，反对在“文革”初期被错误打倒的领导干部重新结合进各级革委会。我看了后写了六张小字报，贴在他们的大字报上,逐一批判朱鸿霞等人的错误观点，反对他们的“反复旧”运动，在当时引起了轰动。他们扬言要揪斗我。热工所的军代表向我转告军区领导的口信，要我注意安全，暂时不要一个人外出。军代表还建议我搬到同志的房间里住，这样更安全些。同志支持我反对极左分子的观点和做法，认为我做得对。为此，我搬到了同志的房间，我们两个人同住一室，使我在晚上有了安全感。他的随和、可亲和善谈，使我没有不自然、受拘束的感觉。在这特殊年代里，我和同志同住一室，愉快地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

　　1969年冬，我随同同志出差北京。一天，我们在一机部办事后，中午在甘家口商场旁边的一个小餐馆排队买饺子。当时是物资短缺的年代，买饺子也要粮票，我们一边排着队，一边在衣袋里找粮票。不巧，我们两个人的粮票都在旅馆里，身上没有一两粮票，我无奈地摊开手，又不好意思向不认识的旁人开口求援。同志看出了我的无奈，就低声地向前面的一位男同志说明情况，商请他支援我们一些粮票。那位同志爽快地给了同志六两北京粮票。同志谢过后，立即给了我三两，我不好意思又感激地接过粮票，我们各人买了饺子，解决了午饭。我是一名参加工作才三年多的青年，这种尴尬的求援之事，理应由我去做，我却没有去做。同志是部属研究所的所长，他却没有一点架子，做了本该由我去做的事。从这件平凡的小事中，折射出了同志的平易、真诚和崇高，这件事深深地教育了我，我也时时记在心头。

　　原热工所技术员吴惠芳对我讲过：“我曾住在热工所大楼的三楼,大约1967年秋，我妈妈从上海来到我们家里小住。住在我们对面的同志看到我妈后，就到我们家来看望我妈妈，亲切地和我妈妈谈家常事，问我妈妈崇明岛的棉花长得怎么样？问这问那，有说有笑,交谈了五十分钟。同志离开后，我妈妈对我说，这位同志真好,说话和和气气。我对妈妈说，他是我们所的领导！八十年代同志担任上海市市长后，我妈妈在上海对邻居自豪地说，我认识这个江市长，六十年代在武汉和我交谈过。”同志是非常关心职工的,处处让人感到平易、亲切。

　　同志调到北京工作后，直到担任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职位几经升迁，可他对原热工所同事的情谊没有改变。在繁忙的工作中，他总牵挂着热工所的同事们。1992年1月，主席接见我时,向我了解原热工所同事的情况后，要我联系一些同事，约定一个时间,在北京见见面。本想当年春节安排此事，后由于他的工作实在太忙,节前我也未有机会出差北京，此事就耽搁下来了。

　　1993年10月9日晚上，我在家中时，又一次问了原热工所一些同事的情况，问我：“陈书云现在哪里?”我说：“在核工业部当教授级高级参谋，处长。”说：“陈书云的爱人叫符美珍。”接着，又问：“傅小兵（即傅满昌）在哪里?”我说：“傅小兵从英国留学回来后，在大亚湾核电站。”说：“傅小兵的爱人是小徐。”还问我：“有一个在东北吉林的叫张……”我抢着回答说：“叫张启祥。”纠正说：“张启祥在北京。”还谈了好些原热工所同事的情况。可见，同志记忆力很好，时隔二十多年，许多同事的情况仍然记在心上。1994年2月9日，春节前两天，陈书云按照同志的嘱咐，联系了在北京工作的一位同事，到，受到的亲切接见。

　　2005年1月9日下午，同志和同志在家中接见我,在又一次询问了原热工所同事的情况后说：“我已经七十九岁了，想再见一次原热工所的同事，你联系一下，在北京的一些原热工所同事作为代表，在你住的招待所聚一次，我和来，聚谈后在招待所吃晚饭。”在问了我离京的日期后，他当即决定在1月12日下午会见原热工所同事。我和陈书云商量了一份十二位在京原热工所同事名单，报送同志。到了12日下午，同志派人开了面包车和我一起把参加接见的原热工所同事接到招待所。同志最了解原热工所同事的期盼和心情，在会见前，由于上午有活动，他不顾七十九岁高龄，放弃了中午休息时间，在同志陪伴下，用毛笔书写了唐宋七绝、七律诗各一首。唐诗是李白的《客中作》，宋诗是陆游的《秋思》。写好后复印了十二份，然后分别在每一份上亲笔写上被接见的同事及其配偶的名字，以此留念。李白的《客中作》四句是：“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同志让人取来了山东生产的兰陵美酒——兰陵王酒。在同志和同志与每位同事一一握手后，同志赠送的两首诗和酒被分送给大家。同事们看着手中同志亲笔书写的诗卷和座位处的兰陵王酒时，都非常激动！大家坐下来后，同志逐句讲解了两首诗的诗意和内涵，大家深受启迪。同志赠送给大家的诗和酒十分珍贵，寓意很深。诗中有酒，酒中有诗，诗美酒香。这是同志对原热工所同事们的浓浓深情、真诚关爱、心与心交流。同志和大家聚谈到晚上六时，设宴款待大家。宴会开始前，同志和同志与大家合影留念后，又分别与每位同事单独合影。席间，同志和大家一同品尝了兰陵美酒，进行了轻松的交谈,大家在笑声中度过了欢快的三个小时。后来，被接见的同事又收到了记录接见情景的光盘，更为喜悦。为这次与原热工所同事的欢聚，同志想得细致，安排得周到。同事们想到的，他都想到了、做到了；同事们没有想到的，他也想到了、安排了。这么用心的会见，倾注了同志对原热工所同事们的思念、深情和勉励。同志真是我们的好所长啊！离开热工所三十五年了，可我们深深地感觉到他仍然和我们在一起，心心相印。

　　同志在热工所的四年多时间里，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平常生活中，大家都愿意接近他，愿意和他说真心话，乐意和他亲近。我深深地感到他是我们的一位可信赖的可接近的平易亲和的好领导。

　　同志主持热工所党政全面工作不久，便爆发了“”。在武汉大动荡的“文革”中，出现了两大派组织：“工总”和“百万雄师”。当时，“工总”被称为造反派组织，“百万雄师”被称为保守派组织。由于“工总”曾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而被取缔，围绕为“工总”和不准，两派组织展开了大辩论，继而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武斗。在这激烈的大动乱中，热工所的群众也毫无例外地分别成立了“红五月”和“战斗队”两个针锋相对的组织。我因赞同为“工总”而参加了“战斗队”，并成为其负责人之一。所内一些干部或明或暗先后表明态度：赞同“战斗队”或“红五月”，被称为干部“站队”。这部分“站队”干部成为两派组织各自的“后台”。同志在热工所的威望最高，两派组织的头头都期盼着他站在自己一边。然而，同志在“文革”中自始至终不投某一个组织所好,没有站在一派、压制另一派。在所内两派辩论激烈的那些日子里，我有时到他办公室聊聊，他对我说：“咱们热工所的人员都是经过审查挑选来的，素质比较好。我认为两个组织都是群众组织，不要相互斗,不要参与所外的派别活动，社会上复杂着呢！我不会站在哪一派、压制打击另外一派。”他还讲：“虽然现在的形势下咱们没有太多的设计任务，但可以利用时间好好学习专业知识和外语，提高自己，总不会一直是这样乱哄哄的无政府状态吧？等到恢复正常秩序后，自己的知识就会有用武之地了。”同志的这些话，不止一次地对两派组织的头头和群众讲过。我是所里“战斗队”的头头之一。有一次，我和一位“战斗队”的联络员同去湖北大学实地察看“工总”的一个分部,看到里面乱糟糟的。回到所里，我对其他头头讲，正如同志所说的那样，社会上很复杂，咱们不要参加社会上组织的活动。由于同志做了许多思想工作，我们热工所的两派组织没有发生过武斗,参与社会上的活动也较少，相对地比较温和些。

　　同志不“站队”，并不是他没有观点。恰恰相反，他在“文革”中立场坚定，观点鲜明。当批判他执行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他毫不含糊地据理予以否认；在提到他的所谓“历史问题”时,他摆出事实予以澄清；他对所内造反派的个别人在批判会上动手打人的行为深恶痛绝，多次表示坚决反对；他看到所里一名职工从武汉军械库抢枪现场扛回来一挺机枪后，当即坚决予以阻止，劝告此人赶快把枪送回去，指出参与抢枪会犯大错误，是一种犯罪行为。

　　陈坚曾讲起：“在文革中，李淑芳用报纸做裁剪短裤的纸样，报纸上恰好有毛主席语录。过春元抄毛主席语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时，粗心少抄写了一个’不字。这两件事在当时被上纲到反毛主席的政治错误’，要受到批判。但同志认为，从这两位同志的本质去分析，他们是不会反对毛主席的，不要无限上纲上线。从而保护了这些同志。”

　　一些干部在“文革”中受到批判时，同志开导这些同志要相信党，相信党的政策，正确对待群众运动，总有一天会搞清楚的。同志坚定的立场、鲜明的观点、公正的态度和高超的思想工作方法，缓解了两派群众的对立情绪，降低了动乱烈度，减少了动乱中的损失。

　　同志是一位勤于学习、善于钻研的专家型领导。即使在动荡的“”中，他仍然坚持学习外国语言，阅读马列著作,浏览科技书籍。

　　我多次随同志出差北京，参加会议或解决热工所的体制问题。每次出差途中，总看到他捧着一台在国外参加会议时买的半导体收音机，收听中央台的对外外语广播，以此巩固和提高他的英语听力。他还总是利用出差的机会，尽可能多地参观、学习有关的科技项目,扩展自己的知识视野。有一次出差北京期间，我跟随他到位于北京德胜门外的一机部机械设计研究院和新街口外的北京变压器厂，在研究和加工现场参观学习，了解可控硅单晶体的生产工艺及应用情况。他对正在飞速发展的电子工业技术十分感兴趣，参观中进行了详细的询问。后来，八十年代同志被任命为我国电子工业部部长，可能与他早年对电子技术产生的兴趣有关。我对可控硅单晶体的知识，也是从那次跟同志去北京时学习到的。还有一次出差北京时，为了加深对核反应堆工程的了解，他认真地自学了原子能工程方面的书籍，并利用出差的间隙，在二机部孟戈非局长的安排下，带着我一同到房山参观我国第一个核实验堆，在基地技术人员的陪同下，他看得特别认真，问得也仔细。晚上，他又带着我到三里河三区十栋孟局长家里，阅看原子能方面的期刊和内部参考资料，听孟戈非介绍国内外核动力发展的情况，因为在我们热工所的发展规划中，也要建设一个核实验堆。对于新的任务、新的工作，同志总是善于学习，勤于调查，以求得真知。他干一行，钻一行，虚心学，认真学，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新的工作的行家。

　　同志的这种认真学习的科学态度和求真务实的精神，是他的又一过人之处，并在他光辉的人生征途中时时体现出来。同志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后发表讲话，说的是“深感担子很重”，“我感谢同志们的信任，决心同大家一道，刻苦学习，加强调查研究，尽心尽力做好工作”。同志在这重要的历史时刻依然十分明确刻苦学习、调查研究是尽心尽力做好工作的前提和保证,在工作中他身体力行，时时处处这样做了。在书房、办公室，在旅途中，在工厂车间，在农村田野，在军队营地，在科研院所，在学校实验室，在试验基地，在革命圣地，在经济特区，在灾区现场，在三峡工地……都能看到同志在学习，在调查研究。在学习、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作出一项项重大决策。2004年同志辞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后，用了八个白天和晚上的时间，看完了一本有关发展我国核动力工业思考方面的书，后又亲自到成都核工业第一研究设计院实地考察，和专家座谈讨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快发展我国核动力工业的意见。2005年年底，他读完了二十四史和清史,以史为鉴，对一些问题进行了思考。勤奋学习，精于思考，是同志的优秀品格，也是同志书香门第的好传统。

　　同志在热工所工作四年多的时间里，和普通职工一样，住集体宿舍，一日三餐到武汉锅炉厂的大食堂买饭菜。出差在外，同样非常节约。记得1969年冬天，我随同他出差去北京，住在东四什锦花园胡同一家旅店里。这是一家老式四合院式的旅店，全是平房，设施简单，我和他同住一间客房。旅店里有一个普通食堂，饭菜比较便宜。晚上我们在这食堂用餐，同志总是买两个馒头、一碗大白菜肉丸子汤，便是一天的晚餐。吃完后再买两个馒头带回房间。第二天早晨，一杯白开水、两个昨天晚上买的冷馒头便是一天的早餐。简单地吃完早餐，就看资料，我吃不惯又冷又硬的隔夜馒头，一个人出去买大饼吃。到一机部办事，他买些机关职工内部餐券，在部大院东面的机关食堂用餐，从不多花钱乱开支。他每月工资虽然有一百多元，但上有老，下有小，而且分居多地生活，开支大，每月只留二十多元自己开支。他自己生活这么节俭艰苦，但对同事、对下属却非常慷慨。一次在北京前门饭店参加一机部科技工作会议期间，他盛情邀请一同参加会议的我和沈坤华到西单东来顺吃了一餐很好的涮羊肉。更使我感动的是，另一次出差北京时，他请我到崇文门的俄式西餐馆吃西餐。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开洋荤，尝到了沙拉、牛排、鱼汤等西式美餐，我感到特别高兴。那时，吃西餐是很贵的，花了他不少钱，我很过意不去。在去房山中科院基地参观核实验堆那一次，中午在基地附近的一家餐馆里吃饭，同行的一位年纪比较大的老师傅要喝白酒。同志买了下酒菜，先后两次买了七两白酒。这次，三个人的酒菜饭钱又是同志掏钱支付。那时，不像现在招待费可以公家报销，何况那时同志还没有完全恢复所领导职务呢！由于他常常慷慨解囊招待同事，自己就只能艰苦节俭了。同志的热情好客，对人厚道、真诚，凡是与他共事和接触过的人都有切身的体验和感受。在他的家里，他和同志曾接待过许多朋友和同事，常常和这些朋友、同事聚谈后一起进餐。在同志担任和国家主席以后，我曾先后五次在同志的家中，与同志和同志共进午餐或晚餐。同志和同志始终过着节俭的生活。他们家中的沙发、桌椅、书桌、书柜和用具都是极为普通的家具,他年年穿的一件旧呢大衣，从我第一次看到算起，至今已经穿了十五年，仍在穿。我在同志的家中吃饭，每次都是四菜一汤,与普通百姓没有多大差别，从不浪费，只是做得更可口入味和更讲究营养搭配。1992年12月3日晚上，同志和同志邀我和他们的长子、儿媳等六个人共进晚餐。餐桌上的菜是：大白菜肉丸子汤，炒猪肝，烧鸡块，炒青菜。1994年8月21日中午，在同志的家里，同志和同志邀我共进午餐，同志对同志说：“小丁看起来年轻，但面部有老人斑了，不知怎么的，我比小丁大十岁，一点老人斑也没有，你也没有。”我听同志这么一说，注意看了同志的脸和手背，真的没有一个老人斑，皮肤也显得很有光泽，额上没有皱纹。我就说：“您真的没有老人斑，您吃的什么啊?”同志说：“四菜一汤。”这次餐桌上的菜是炒虾仁、炸鱼排、青菜和三丝汤。1995年9月9日，正好是中秋节,下午三点同志和同志在家中接见了我，他们和我交谈到快六点，就邀我和他们一同吃中秋晚饭，这一次的菜是牛肉汤、青椒炒肉片、烧鸡翅、炒青菜、青毛豆和芋克。同志和同志的真诚、热情和好客，使我感到非常开心。

　　同志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后，招待和宴请朋友或客人,仍然保持真诚、热情、精心、节俭的待客之道和优良作风，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在“文革”中，同志也受到了冲击，被剥夺了党政领导权，被迫“靠边站”，受到了审查批判和不准参加重大活动等不公正的对待。在受到莫大委屈，感到气愤和不平时，他仍坚持原则，实事求是，据理力争，否定强加给他的一切不实之词。事后，他以宽广的胸怀，历史地、全面地看待所内“文革”中的积极分子，以德服人，宽容曾经反对或有愧于他的同事。同志高尚的人格品质，纯净无瑕的情操，容纳百川的大度胸怀，为热工所同事一致称道。

　　我和傅满昌、吴成生曾经是热工所群众组织“战斗队”的核心成员和所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我还是所革委会副主任，曾有一段时间主持过所里的全面工作。在“文革”期间，我们均受过极左思潮影响,在武汉“七二〇事件”后一派掌权的一段时间内，对热工所发生的一些过左的活动负有一定责任。在运动后期，我们逐步纠正“左”的偏向，积极处理好“文革”中的遗留问题。同志历史地、全面地、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些同志，关心着这些同志，与这些同志平和地谈心,指出他们要注意的问题，支持他们的正确举措；这些同志也把他依然看作自己的好领导。在热工所撤销后，同志仍与这些同志保持着联系。他担任党的后，到井冈山考察工作，仍不忘接见在吉安专署任职的吴成生。傅满昌前往奥地利出任我国驻国际原子能机构副代表离京前，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亲切接见了傅满昌。自从热工所分别以来的三十多年中，我始终得到老所长同志和同志的关爱。无论在北京还是上海，在甘家口、南沙沟、康平路还是，同志和同志一次次在家中接见我，仅1992年到2005年，在家中先后十二次接见了我，每次亲切地聚谈，无拘无束地对一些问题、看法进行交流，聆听他们的教诲，受到他们的许多高尚品德和人格魅力的熏陶，使我终身受益。1983年前后,因我组团出国考察和拟提升我的职务需要进行政审，组织上两次派员找到同志，向他了解我在武汉热工所“文革”中的表现，时任电子工业部领导的同志均实事求是地为我写了公正的评价材料。多年以后，参加调查的同志向我透露了他们找同志调查的过程和同志对我的评价，使我十分感动。1992年1月21日，主席在到常州考察工作时，向省、市领导介绍了我的人品和能力。当晚，和同志在常州宾馆又接见了我们全家。这是同志一贯坚持实事求是、公正办事、为人大度、心胸宽广的又一体现。

　　同志的宽容大度、关怀厚爱，时时震撼着我们的心，处处提醒、鞭策着我们以他为榜样，在各自的岗位上尽心尽力。吴成生在吉安专区担任经委主任和副专员期间，一心扑在工作上，为老区事业作出了贡献，受到了表彰，被誉为老区人民的好党员。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多次报道过吴成生的先进事迹。中组部、江西省委组织部和吉安地委联合编辑出版了《勤政为民无私奉献的好党员——吴成生》一书，宣传吴成生的事迹。傅满昌从英国留学回来后，到基层核电站工作，后来先后担任核工业第二研究设计院院长、核工业总公司核电局局长、中国驻国际原子能机构副代表等职，在工作中做出了成绩。我本人在常州的基层工作中曾荣获市人民政府授予的立大功奖章和物质奖励，并且是粉碎“”后常州市授予的第一批优秀经营工作者之一，还在其他不同的方面多次受到部、省、市的表彰嘉奖。

　　在“文革”中，热工所的一位干部曾利用权力在拟派同志出国参加国际电工学会年会的报审中和在增补同志进所革委会的过程中设置障碍，同志知悉后坦然以待，与这位干部仍相处如初。更为可贵的是，在同志担任一机部外事局局长期间，有一项援外工程，同志不计个人恩怨，推荐、选派这位干部出国担任这项援外工程的负责人（专家组组长）。这位干部出国这件事，是我出差北京时，在阜外大街出国人员住宿地碰到他时，他亲自对我讲的。我当时就深深感到同志的肚量真大，他的人格品质确实伟大。

　　热工所有位女同志，在“文革”运动中，思想“左”，情绪急，在批判“当权派”时，不但言语刺耳，而且动手打过人。后来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她也被错认为是房产主而受到冲击，她在北京的户口也未经她本人同意被强制迁出了。1970年热工所撤销后，她回到了北京,但其户口无法迁入。这时，这位女同志找到同志，请求他帮助将户口迁入北京。同志考虑到她是一位军队干部的家属，热心地帮她解决了户口重新迁入北京市的困难。这位女同志事后对人讲:“老所长厚道，还是老所长好!”

　　同志胸怀博大，包容犯过错误、有过缺失的同志，团结各方人士，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合力，推动着事业前进，这在他担任更高领导职务后更有突出的体现。

　　吴惠芳讲，“”大动乱中，武汉两大派发生武斗，随后又发生了“七二〇事件”，许多职工都跑回老家去了，但我没有跑。还有所里的杨凤珠怀孕了，回上海的船票又买不到，因而也没有跑。同志把我们找去，说：“你们不要怕，如果有人找你们，你们就到我这儿来，我会与热工所大楼共存亡，不会离开热工所的。”事实上,也正如同志所表示的，整个“”中，即使在十分动乱的“七二〇事件”中，他始终坚守工作岗位，没有离开热工所。可见，同志对同事的人身安全和国家财产是高度负责的。

　　热工所承担的核工程项目设计、研究任务只是该工程项目的中间阶段，工程前阶段的系统方案设计、参数计算和后阶段的工程安装、运行工作均由二机部所属院所负责。一个核工程项目，分别在两个部属的研究设计单位组织实施，力量分散，工作交叉，相互制约，难以协调，不利于集中力量发展我国的核动力事业。对这样的核工程研究设计工作体制，热工所的技术人员，从三年来的工作实践中深切体验到不利于工程的实施，因而强烈要求尽快解决热工所的体制问题。同志广泛听取技术人员的意见，认真分析思考后支持这种合理的要求，带着革委会成员张曙光和我，多次向部领导反映热工所的体制问题。由于热工所的体制问题涉及第一、第二机械工业部和国防科工委三个部委，又正值“文革”期间，解决的难度可想而知。我们三个人中唯有同志熟悉部委的领导。尤其是在一机部，从上到下都对同志有很高的评价。此时的同志已从所长的位子上“靠边站”了，尚未恢复职务，形式上张曙光是一把手，但实际上，张曙光和我都是跟着他一次次跑部委办的。没有同志的细心谋划和认真踏实工作，热工所的体制问题是很难解决的。

　　同志不计较自己在“文革”中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以对我国核工程事业发展的高度责任心和对全所三百余名职工负责的态度,一次次带领我和张曙光到北京，不厌其烦地找部局领导，反映热工所的实际情况和体制上存在的问题，提出我们的建议方案。当时，一机部周子健部长和曹维廉局长刚刚恢复工作，十分繁忙，很难见到他们,更难安排时间听取我们的汇报。记得有一次，我跟随同志到一机部再次找周部长汇报我们所的体制问题，在部办公室，有同志指着办公室坐着的另一拨人对我们说：他们是杭州厂里的领导，周部长约他们来的，可他们来了一个星期了，周部长还没有安排出时间来接见他们。周部长实在太忙了，军代表又不熟悉业务，部里那么多工作压在周部长身上，无法分身。我听了后有些泄气，不知何时能见到周部长。这时，同志叫我走出来，随同他到科技处办公室。他对我说：“不要急，我打听一下周部长在哪里，再想办法。”由于他与处室的同志也很熟悉，不一会儿他打听到周部长在民族饭店开会。他就叫我跟他一同乘公交车到了那个饭店。他对我说：“现在是十点（上午）,不知道周部长什么时候散会，咱们就在这里等着，看到他从电梯里出来，就上去向他简短地汇报，要他约定时间听取我们的详细汇报。”我就陪着他在电梯口等着。一直等到快十二点，见到周部长从电梯出来。同志快步上前叫了声：“周部长!”周部长见是同志，很亲切地问我们什么时候来的，所里怎么样？同志趁此机会很简要地向他说明了来意，提出了要求：请他抽出时间，会同曹局长听取我们的汇报。周部长客气地答应考虑，我们达到了预想的目的。为了这十多分钟的汇报，同志和我在电梯门口足足等了两个小时,他毫无怨言。快到一点，我们在附近的小饭馆吃了中饭。

　　我们等了三天，期间，同志带着我分别向一机部的曹局长、二机部的李觉副部长等领导作了热工所体制问题的汇报和沟通。但还没有周部长听取我们汇报的安排信息，我有点着急。同志对我说：“我知道周部长家的地址，咱们两人今晚到他家门口等他回家，到他家去汇报。”我听了后感到这个主意好。同志带着我到了一机部的食堂吃了晚饭，慢慢散步到三里河周部长的住家附近，这是一片两层小楼的部长住家小区，周部长家就在这个小区内的一幢红砖小楼里。我们没有进去，而是在附近边走边聊，眼睛却始终注视着周部长家门前的路上LOL赛事押注，捕捉着周部长回家的身影。我陪着同志等呀等,一直等到很晚，终于见到周部长回家来了。同志带着我快步走到周部长面前，周部长一看是同志和我，便很客气地让我们到他家里坐。我们进到屋里，周夫人非常热情地给同志和我倒了茶水。同志抓紧时间，向周部长表示这么晚来打扰他的歉意之后，较详细地汇报了热工所体制问题的由来、现状和出路。我作为所里职工代表简要地汇报了职工的意见。周部长耐心地听完后表示，他理解热工所的处境和存在的问题，将指定曹维廉局长具体负责处理有关事项。至此，部领导对我们所的体制问题有了明确的态度，有了解决的现实希望。在以后的协调、实施中，涉及一机部、二机部和国防科工委联合发文、人员安置、财产处置等一系列困难，在同志的努力下逐一得到解决。我跟随同志参与和见证了这一过程,深深地感受到同志在困难的环境和条件下，敢于面对困难，勇于承担责任，善于出谋划策，在解决困难而复杂的事情上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责任感、事业心和高超的睿智谋略。在同志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后，他在从容应对一个个国内外前所未有的重大突发事件时表现出来的大智大勇，是有深厚的内在根基的。

　　1970年冬，热工所的体制问题得到了解决，人员被安置后，同志回到了一机部工作。在其后的几十年中，他仍然热情地接待热工所的许多同事，认真负责地帮助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或需要他做的能办的事情。1982年8月23日晚上，我到三里河南沙沟同志的家里拜访。那时，他已担任电子工业部常务副部长，他和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在交谈中，他谈到原热工所的同事找他的比较多，“七二O事件”后一部分人的路费报销问题，吴成生等入党时单位组织部门来人了解他们在“文革”中的表现等，他都负责地实事求是地帮助解决。

　　同志虽然在热工所任所长行使职权的时间不长，在热工所工作、生活也只有短短四年多的时间，但他在这期间显现出来的对党的事业的忠心和强烈的责任感，敏感的政治洞察力，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平易近人和乐于助人的待人美德，对人宽容、善于团结人的宽广胸怀，崇高的思想境界，高超的领导艺术，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966年至1970年，同志任第一机械工业部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在这期间，正值“”动乱时期，队伍接连不断，街头巷尾辩论此起彼伏，大字报铺天盖地，高音喇叭震耳欲聋,武斗时有发生。就在这种极端混乱的状态下，同志为保护全所人员、资料和财产的安全，做了大量的谈心和引导工作，使热工所没有蒙受太大的损失，如期完成了所承担的军工任务。这充分体现了同志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卓越的领导才能。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合作协议，突然撤走在华援建专家。我国老一辈领导人并未屈服，而是更加坚定了走自力更生、强国强军的道路。

　　中国核工业是维系国家安全、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的战略产业，首当其冲地遭到苏联领导人背信弃义行为的冲击。当时许多项目正在建设之中，尽管苏联援建专家和我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意，但迫于政府的压力,不得不带着资料挥泪撤回，致使一些项目停顿下来。为了挽回苏联单方面背信弃义对我国核工业造成的损失，继续发展我国核事业，当时承担发展核工业使命的第二机械工业部在下重新作出部署。

　　第一机械工业部热工机械研究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当时，第二机械工业部的第二研究设计院承担一项设计核装置的重大任务，正处在设计高峰时期。为了不至于因苏联撤走专家影响工程质量和进度，二机部与一机部商议，临时组建一个由一机部、二机部科技人员共同参与的单位，继续完成核装置的设计任务。该单位被临时命名为第二联合设计处，这就是一机部热工所的前身。

　　一机部的领导在组建第二联合设计处时就有一个较长远的考虑:以组建联合设计处时抽调的技术骨干和接收的新大学生为基础，成立一机部热工机械研究所。该所一方面继续配合二机部二院完成有关军工任务，另一方面从事核能的和平利用，即核能发电设备的设计研究。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使新成立的热工所有一个较好的发展环境和空间,在1964年基本完成我国第一个生产核武器材料装置的设计任务后，一机部领导决定，1965年初，将热工所从北京迁移到武汉。后来，人们习惯地称之为武汉热工所。在重新配备热工所领导班子时，为了加强热工所的领导力量，特调时任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的同志担任热工所所长。当时，还配备一位党委书记，由于国内那段特殊时期的缘故，党委书记未到武汉上任，后由同志全面负责热工所的党委和行政工作。

　　对当时的复杂情况，同志一是要在接受群众审查的同时，对政治局势和所里“”中的一些问题表态；二是要在党政工作机构实际上已瘫痪的情况下，组织科技人员继续完成所承担的军工任务；三是要调查研究热工所的发展方向，明确其核心业务。同志对党无限忠诚，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正确决策，较好地处理了这些难题。

　　热工所是新成立的单位，除了从一机部直属单位调入的年纪稍大的同志外，多数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大学生，思想比较单纯。由于热工所是保密单位，政治审查较严格，所以人员总体素质是比较高的，加之人与人之间不像设立时间较长的单位那样积累了关系复杂的恩恩怨怨，所以相比之下，热工所的“”是在较温和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毕竟它处在当时“”十分活跃、斗争十分激烈的武汉，所以也无例外地分成了两派，也出现了意见不同的大字报，也发生过不同场所的辩论，争论起来也十分激烈。同志为了缓解矛盾，采取多种方法，竭尽全力应对错综复杂的情况。

　　首先，他劝导当时受冲击的领导和受批判审查的同志，要坚信党,坚定信念，实事求是地分析自己，正确对待群众所提出的意见，决不能支持一派反对另一派。在同志身体力行下，热工所没有出现当时社会上较为普遍的一个单位不同的群众组织得到某一部分领导的支持或者操纵，使群众之间斗争扩大化、激烈化的现象。

　　第二，他广泛地与两派群众开展谈心，沟通群众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他以待人宽厚的高尚品德，开导群众进行心平气和的讨论。他认为，群众之间存在的分歧，就热工所绝大多数同志而言，都是认识上的差异，切勿动不动就提升为“路线斗争”，决不要相互进行人身攻击。就是在同志苦口婆心的开导下，淡化了两派之间的矛盾,热工所没有发生过武斗。

　　第三，正确处理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同志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并运用高超的领导艺术，使持不同意见的人都能接受他的观点。如热工所有一位同志平时善于思考问题，敢于直言，分析和讨论问题时常过激，让人感觉傲慢自大，和他一起工作的人都有点反感,觉得难以合作。这位同志在大学学习时曾对同志的哲学著作进行过一些评述。这在今天来看本是极为正常的事，可是在那个“无限忠于”的年代，被定成了“现行反革命”。造反派掌权后，逼着同志要为他。同志表示，这位同志的言论是他个人对领袖言论的一种认识，并非恶意攻击党的领导人，把他定为“现行反革命”是错误的，应该彻底。政治立场问题是解决了，但两派群众在对被人的评价上还存在争议：一派人认为他是造反勇士，另一派人还是认为他是有错误的，还要逼着同志表态。如何处理群众内部这样一种复杂的矛盾？同志表示，该同志被批判前是什么样的人现在还是什么样的人，还其原来的面貌。这样，两派群众才平息了争论。

　　第四，鼓励和组织全所同志学习业务知识。“”幵始后，科研设计任务基本停顿，很多人处于无事可做的状态。俗话说，无事生非。在此情况下，同志引导热工所的非核专业人员和大多数学俄语的科技人员自学格拉斯登教程等核工程及原子能基础理论，参加外语学习班，学习英语、日语。这样，不仅提高了科技人员的核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平，而且分散了职工参与“”的精力,避免了许多新矛盾的形成，从而保障了按时保质完成科研设计任务。当时，热工所承担的军工任务主要有：一、为我国第一个核装置制造中的生产技术服务。该装置的绝大部分设备，特别是许多非标准设备，均由当时一机部下属的工厂制造。这些设备在制造过程中，经常遇到要适应该厂制造工艺、材料替代等问题。为了保证出厂的设备符合设计性能和质量要求，需要热工所驻厂的科技人员协助解决。二、核动力装置的设计与验证。核动力装置是当时二机部承担的另一项重要军工任务。热工所除了承担部分设计任务外，还承担了一些关键设备的设计试验验证任务。为此，热工所建立了高温高压回路试验装置。由于一机部领导的重视，在资金、设备、供应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了试验室建设，开展了危急冷却器等高温、高压设备的性能及寿命考核试验，保障了核动力装置设计和设备制造进度。三、06和07军民两用工程设计。这两项工程虽然由于多方面原因未能完成工程建设，但热工所完成了相应的设计和试验任务。

　　中国那段特殊时期虽然喊着“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实际上生产组织机构处于瘫痪状态，不少单位生产几乎停顿了。承担生产任务的人员承受着被指责为“以生产妨碍革命”的压力。作为当时热工所一把手的同志，冒着被指责为“以生产革命”的风险，自己参与试验，以身作则，带领职工出色地完成了设计和试验任务。

　　第五，同志以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科学严谨的思维方式、不辞辛劳的奉献精神，为热工所的体制调整及人员安排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当热工所完成核材料生产装置的设计任务后，就面临着研究所的核心专业和发展方向问题。如果继续配合二机部完成军工任务，要受到二机部研究设计院的制约。因为当时任务不多，二机部研究设计院的人员本就有富余，经过很大的努力才能分到很少的设计项目。而且，二机部研究设计院认为，热工所的存在，隔离了他们的科技人员与设备制造厂的结合。至于开发民用核能的任务，当时国家还没有建设核电站的明确规划，即使个别领导有些超前的考虑，同样会涉及与二机部研究设计院的分工问题，致使一机部热工所面临生存或撤销的问题。

　　同志发挥自己的才能，为武汉热工所体制问题四处奔走。经过认真研究分析，上级领导部门作出了撤销热工所的正确决策。单位撤销了，三百多名职工如何安排是一个极为复杂、难度很大的问题。结合当时的工作需要又考虑到职工个人意愿以及个别职工的具体困难,约三分之一的人员划归二机部第二研究设计院，四分之一的人员留在武汉锅炉厂，四分之一的人员分配到几个相对集中的单位，其余的人员主要从照顾夫妻两地分居的困难考虑，调到对方所在地。在全国动荡的情况下，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完成了单位的撤销和人员的安置工作，而且没有遗留问题。这是与同志果断细致的工作作风分不开的。

　　同志领导热工所的时间不长，又处在六十年代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既要接受群众运动的考验，又要承担军工任务。加之当时所处的环境，热工所一直面临着科研设计任务和发展方向问题。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科研设计任务还能如期完成，热工所的体制问题还能得到完满的解决，这是同志发挥高超领导才能的结果。同志在武汉热工所的四年多经历，是其光辉生涯的一个闪光片段。

　　同志离开武汉热工所后，先调到北京中央部委工作，后到上海任职，直至又回到北京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地位变了,工作负担重了，但始终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我也十分荣幸地同老领导保持了较多的接触。老领导的高尚品德、宽阔胸怀、廉洁自律等对我的教育极为深刻。

　　爱心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道德基础。这一点在同志身上表现得极为突出。

　　原热工所一位叫刘振华的同志，后被分配到核工业部第二研究设计院工作。1974年，同志在一机部外事局任职时，得知刘振华患绝症住院，挤时间到医院探视。刘振华去世后，同志还专程到医院向其遗体告别。刘振华的妻子带着不满一岁的女儿在湘西任教，工作生活都十分困难，请求同志帮助，希望能调到她父母身边工作，这样可以缓解丧偶的痛苦，未满一岁的孩子也可以得到老人的照顾。同志一方面请求组织出面，另一方面寻求老朋友的理解和支持，终于将刘振华的妻子调到她的父母身边任教。还有一位叫吉志广的同志，热工所撤销时为照顾夫妻关系，调回原籍县经委工作，后因患绝症，经过两次手术后，仍不治去世。由于县里财政困难，医疗费未能按数报销,给家庭造成极大困难。一次，我与同志会面时谈及此情况。时任党的的同志听到这一情况后，还特别细心地吩咐办公室的同志与吉志广所在的县联系，望能按规定报销医疗费。

　　七十年代初，同志因工作关系，与同志天各一方。他把老母亲接到北京，细致周到地照料了两年。老母亲在儿子身边度过了十分快乐的晚年岁月，直到京津地区地震才离京。同志对长辈十分孝顺，对远在南方的家庭十分关爱。正是他这种对老人尊敬、对家庭关爱、对同事关心的情感，使他成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后,经常风尘仆仆地视察灾区，过年过节问候老前辈，探望基层百姓，正是这种爱心的升华。

　　同志地位变了，但仍旧保持俭朴的生活方式，生活起居从不特殊。在北京中央部委工作期间，他从未用过专职的服务人员。组织上调同志到北京，边工作边照顾他的起居，两人勤俭度日。记得他任电子工业部常务副部长时，有一天我去看望他。正遇见他刚洗完澡，因为是夏天，穿一件带有破洞的汗衫。我当时开玩笑说：“您这有失高级领导的’大雅’。”他说：穿在里面，人家看不见。当了副部长，工资是增加了，但来往的人多了，开销也大了呀！还能用的东西，何必浪费呢？还有一次，我应领导要求，到同志在的住地，向他报告全国能源及核能应用情况。到了中午吃饭时间，同志留我和他们一起共进午餐。餐桌上摆的真正是四菜一汤，汤就是清炖排骨汤。同志吃得十分有滋味。可见，他担任了党的，仍然过着平常人的俭朴生活。

　　2001年，我去核工业系统的核武器制造基地调研。这个有近万名职工的单位，地处戈壁沙漠。周围荒无人烟，就在这极度艰苦的环境下，至少有两代人为我国原子能事业默默奉献。我国1964年第一颗就是从这块孤零零的沙漠之舟研制出来的产品，以后的多次核试验绝大多数的核心部件也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氢弹研制成功，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在国际大家庭中的地位，对于打破核垄断，制止核战争，捍卫世界和平，都起到了无可比拟的作用。这些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成果的取得，首先应归功于我党几代领导人的英明决策和正确领导，也归功于国家和地方政府以及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当然，也是与直接参加研制和生产的第一线人员那种不畏艰险、顽强拼搏的精神分不开的。然而，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这些曾为我国强军强国作出极大贡献的功臣，工作和生活条件仍然十分艰苦。回到北京后，我向反映了这些情况。他立即将材料转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同志。副总理又批转财政部领导给予支持。后来，在国家支持下,对仍在该地的三千多名离退休人员进行异地安置，并适当提高了他们的养老和医疗待遇。同时，国家还对基地作出重新部署，给予专项支持,保障该单位能开展正常工作。该单位职工得知亲自关心他们的生活和事业发展，备受鼓舞。目前，该单位科研、生产秩序正常，人员思想稳定，人气兴旺。他们除了继续为保持我国核科技力量努力工作，还为我国和平利用核能再创新业绩。这只是核工业系统的一个点。同志在中央工作期间，视察过核工业系统的许多单位，也同样到过全国许多行业的许多单位。正是由于他时刻牵挂对国家有过贡献的单位和功臣，因而激励着全国人民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昌盛，奋发有为地拼搏,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更多的贡献。

　　1966年5月，同志从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调往武汉热工所任所长职务。上任后不久，他出差外地时脚歲了，只好回上海家里养伤。5月中旬，“”在全国愈演愈烈，武汉的形势十分严重。“”中热工所情况如何？脚伤未愈，焦急万分的同志于7月17日回到武汉。此前，我由同志点名，也从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调来武汉，于6月1日到热工所上班。

　　同志回到武汉，正是“”初期，大字报铺天盖地。为了解情况，除了广泛听取群众的反映和社会上传播的“新闻”外，他坚持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听一听。他叫我借了两辆自行车。我们骑车先到华中工学院看大字报、听辩论，后又到武汉大学和湖北大学。那天正是阴雨天气，在泥泞土路上骑自行车，我感到很吃力,可他一直走在前面，还显得很轻松。这样出去看大字报、听辩论，后来他一个人还去过好几次。就是这样作调查，了解情况，了解社会动态，了解“”。有了第一手材料，他心中有了些底。事实上，当时热工所已经确定了重点批判对象，他对这些重点人物的材料及有关大字报进行了仔细研究，认为有许多问题都值得怀疑。有的批判对象是向领导干部提出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建议，有的是在非正式场合开玩笑似地说的错话，有的是思想较后进。有了这样的认识和分析之后，同志就在群众中做思想工作，动员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群众的认识得到提高，最后解除了对这些对象的批判，保护了这些人。

　　同志还提倡，大家可以出去看大字报，广泛接触社会。他要求职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人家单位揪出了几个“反革命”，本单位也非要揪出几个不可。他指出，各地区情况不同，各个单位的特点也不一样，我们热工所更有自己的特点。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才不会扩大打击面，才不会冤枉好人。

　　在“”中，武汉几派群众组织间的对立情绪非常激烈,矛盾很尖锐，以致发生冲突。武汉地区的武斗很严重，对热工所的群众组织是有影响的。同志善于做群众工作，调解矛盾，缓和气氛。他每逢接受批判之后，洗洗脸就深入到各派群众组织中，广泛听取意见，了解他们的观点，然后再谈自己的认识和体会。他开导大家，一定要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思想武装头脑，运用思想去观察问题，认识问题，分析当前所内群众之间的矛盾。凡不是敌我矛盾的，就应该运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去想问题，解决问题。他有时一谈就谈到深夜。我们当时问他为什么同一些群众组织那么谈得来。他答道：“和他们谈谈心，免得革命小将犯错误!”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正因为同志出色的思想政治工作，热工所在“”中没有出现过激的冲突，更没有发生过武斗。同志在“”中受到很大冲击，无论群众意见多么尖锐、批判多么严厉、受的委屈和冤枉多么深重，都能正确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显示了一个领导干部的高尚思想境界。

　　同志注意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担任中央之后尤其注重。众所周知，江经常下基层，到第一线调研,召开会议，研究和布置工作。他又特别注重倾听各种意见、建议和群众的呼声，了解老百姓的疾苦。1992年12月下旬，江来到湖北农村调查，解决给农民“打白条”问题，并召开六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座谈会。在这样繁忙的工作中，他还抽出时间于12月25日晚间接见了原热工所副所长陆善明和我。见面之后，叙叙家常，他问及我们各自的家庭情况、身体状况和收入多少。小孩都工作了吗，现在菜多少钱一斤，早稻米为什么不畅销，等等，无所不问，并很快切入正题。江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取得革命胜利，建立社会主义，苏联成功了。毛主席的农村包围城市，在落后的农业国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成功了。但是，如何把经济搞上去，巩固政权，小平同志找到了办法，这就是改革开放，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把窗户打开，难免有苍蝇进来，如何拿起苍蝇拍，把它打掉，具体办法是什么？我一直在思考。你们说说看，你们大胆说，不要有顾虑，不要怕说错。”这是在启发我们多说具体情况。他最喜欢原汁原味的材料，不要添油加酱，要真实材料，不要虚构故事，不要捕风捉影、道听途说的汇报。

　　领导干部起带头作用，这是同志的另一个特点。大约是1968年，所里组织职工义务献血。通知发下去之后，报名献血的人并不多。他知道后，自己马上报名参加，结果带动了一大批人。当时他已四十二岁。采血医生说：“您这个年纪，又是近视眼，不宜献血。”同志对医生说：“我身体挺好的，可以献血，你尽管抽。”再三要求，医生还是拒采他的血。在武汉时，抗洪抢险、抢收抢种、抗旱保收等支农活动，他总是亲自挂帅，带头参加。

　　在“”这个特殊历史时期，全国的生产形势不好。热工所因为性质特殊，几乎没有工作可干，也无经费可支配。同志为热工所三百多名青年知识分子没有工作可干大伤脑筋。他认为这既是一种智力资源的浪费，也是对青年知识分子不负责任，耽误了他们宝贵的年华，没有给予他们为党为国家施展才能的机会和舞台。当时，正在批判“只专不红”，把知识分子学技术、学业务批判为走“白专道路”，把学外语批判为“洋奴思想”。同志顶住这股压力，认为这种批判是错误的，应该对这种批判进行批判。他想出了办法，开办英语班、日语班，教师由所内自己解决，能者为师，而且是义务教学。同志亲自辅导。缺少教材，他就组织人员刻蜡板、油印。花极少的经费，就把两个外语班办起来了。参加的人还不少,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后来不少高级工程师的外语，就是在那时打下的基础。他还布置其他专业科室，结合本室的具体条件开展工作。二室的同志要熟悉产品和设计程序，多了解和研究技术资料，为以后的工作奠定基础。三室要继续完善试验设施，继续进行不锈钢螺纹咬死等课题的研究。四室要收集整理和翻译有关资料，不定期编写综述报告，开放资料室、图书室，维持正常工作，为专业科室服务好。此外，他还组织了部分职工下工厂劳动，时间三个月至半年不等。同志还多次组织下乡支农劳动，鼓励大家与工农打成一片。

　　当时与同志一道调动工作的还有上海电器所的党委书记何成，任武汉热工所党委书记。因“”来势很猛，何成一直没有到职，同志被任命为热工所的所长兼党委书记。何成是一名老干部，在革命战争年代腿曾受伤，行走不便，尤其是如厕不能下蹲，很不方便。我调武汉之前，同志在上海找我谈话，要把我调往武汉，并说来武汉之后的第一件事是与行政部门商量一下，解决好何书记的住宿等生活问题，尤其是如厕的困难一定要解决好。他交代得非常周到细致。

　　“”中，同志对与他共事的干部和下级都非常关心。有的老干部转不过弯，这也想不通，那也想不通，对“”非常抵触，常与“造反派”顶牛；有的干部思想方法片面，比较激进。同志总是不厌其烦，反复地开导他们，要端正态度，提高认识，用思想、用矛盾论去观察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分析现象，要抓住本质；要弄清我们与群众和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并不是敌我矛盾，对热工所群众的本质要有个基本看法；有没有敌人,是不是反革命分子，要弄清楚，不能批一下试试看。他这样与干部反复谈心，提高了干部的认识，端正了他们的态度，极大地帮助和教育了干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同志能这样敞开思想真心帮助干部、关心干部，使我们深受感动。1992年同志接见陆善明和我时，曾问及武汉锅炉厂的党委书记惠锡礼、厂长郭长倬、总工程师王国祥等人的情况，还说像郭长倬这样的干部，对生产这样熟悉和负责任，干劲这样足，确实很难得。

　　同志对职工生活非常关心。热工所青年知识分子多，大学毕业五年到八年的大有人在。对他们的婚姻大事，同志没少操心，总是努力促成。对分居两地的已婚者，他尽量解决分居两地的问题，或调进武汉，或调出武汉，交人事部门抓紧办理。青年知识分子赵殿礼在抗洪劳动中脊椎受伤，马上送医院抢救，经治疗和长期疗养,基本恢复健康。二十四年过去了，同志还记在心里，还向我打听赵殿礼的近况，问他的身体受伤是否有后遗症。同志还问到革命烈士后代王某的近况。他对职工的名字及情况记得很清楚，令人佩服极了。

　　“”中，群众组织批判同志，或者就某一个观点，或者就某一个人的问题，迫使他表态。他从来不说违心的话，绝不会违反原则随便表态，乱说一气以迎合批判者的需要。会后，他会去找他们交换看法，表明态度。持各种观点的群众组织都佩服同志。同志在上海任市委书记时，我曾有幸拜访。他到上海任职后，不少老同事、老朋友找他帮忙，要求解决这样那样的问题。凡属不违反原则的事，他尽量解决，但从不写条子、打电话做失去原则的事。他说：“办事情总是有程序、有政策的，我们不能去干扰职能部门的工作，不能交给下级去办丧失原则的事。”

　　同志的生活非常简朴。他在热工所工作期间，每月工资一百五十八元，自己留二十多元作生活费用，其余都寄给上海家里、父母亲和两个妹妹，供生活和读书开支。他剩下的工资作伙食费，还用来买书、购日常生活必需品、添置衣服和其他开销，生活并不宽裕。1983年，我去上海，曾到老朋友秦先生家去看望。秦先生也是同志和同志的好朋友。闲谈之中，我们少不了说到同志。秦先生说：“同志实在太节约了。一次他到我家把外套脱了，里边羊毛衫竟有个大洞。”我一愣，同志怎么穿破了个大洞的衣裳。我一下子又想起了有一回他接见外宾时，竟没有一双合适的鞋子。1992年12月在武汉东湖接见陆善明和我时，听到他和秘书的几句对线日首长要接见外宾，首长的外衣已经穿了多日，应该更衣理发了。”说：“时间太紧了。现在理了发，过年还得理,干脆推后一星期理发，过年就不再理发了。”从简单的对话中，可见平易近人、简单而朴素的生活。在他身边工作的工作人员一定会感触良多。

　　同志白天工作非常忙碌，学习都是在晚上。在热工所时,他曾与我和另外一位同志三人合住武锅技校的一间单身宿舍。往往我睡了一觉醒来，他还在学习。他本来是学电机专业的。调来热工所之后，他就抓紧自学原子能及反应堆等知识，干一行、学一行，真不假。他的英语不错，能应用自如。他在苏联实习过，俄语当然也好，又自学了日语。他认为外语是工具，多掌握一门外语就多一种获取知识的工具。他的求知欲很强，社会科学知识非常广博，马列主义、著作读得很多，对中外历史、哲学、古典文学艺术都很喜欢。他的爱好非常广泛，唱歌、唱京剧、弹钢琴、吹笛子、拉二胡都会。他对体育也很有兴趣，在热工所还学会了打乒乓球，水平提高很快。他本来不会游泳。夏天下班后，他总是和职工一道去武昌东湖这个极好的天然游泳池游泳教程知识。他学了几次，就学会了蛙泳、仰游等几种泳姿。有一次在几名水性较好的职工鼓励下，他鼓足勇气游到东湖的孤岛上，离岸边大约有五百米左右。刚休息了一会儿，突起大风，湖中掀起大浪,陪伴他游过来的几名职工急坏了，都为他捏把汗。他镇定地说：“没有事，放心吧！游回去。”在同伴的陪护下，他硬是凭勇气和体力战胜了困难，游回了岸边。他在东湖静水中能游八百米，达到报名横渡长江的条件。我想，他一定想过要横渡长江，因为他是一个爱向困难挑战的人，永不向困难低头的人，在困难面前最具勇气和智慧的人。

　　我在同志领导下工作近九年，感到他过着很平凡的生活,与一般人没有什么两样。但他又具有很多与一般人不一样的品质和才能。他对朋友、同事有深厚的友谊和感情，对人民有深厚的爱；他具有超强的记忆力和不倦的学习与刻苦钻研精神；能在各种困难条件中驾驭全局形势；在复杂的形势下，把各种不同意见的人团结起来，同心同德地一道工作。本文所述同志事迹的点点滴滴，在平凡之中，孕育着伟大，铸就着伟大。

　　1966年至1970年，我有幸在同志领导下工作、学习和生活了四年多。如今我已到耳顺之年，每每回忆起和同志在武汉热工所朝夕相处、一起工作学习、一起度过“文革”的日子，感慨颇多。在那内乱的年代里，我亲见了同志渊博的学识、处世的睿智、待人的宽厚和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的敬重。他以高尚的人格魅力感动着我，感动着大家。有些事，我至今还历历在目。下面回忆的几件事，是我亲身经历和感受最深的。

　　我是1965年9月由哈工大毕业分配到热工所的。按当时的规定,到热工所报到后就被安排到武汉锅炉厂阀门车间劳动锻炼去了,直到1966年年底才回到热工所上班。我第一次听同志讲线年年底。那是同志给新来的同志作报告，介绍热工所的性质和任务。他谈笑风生，平易近人，语言幽默，引人入胜LOL赛事押注。所有听报告的人都被他那精彩的演讲吸引住了，个个听得聚精会神。热工所是从事核反应堆设备设计和制造研究的，新来的同志中有不少是非核反应堆专业的。为了使这些同志对核反应堆的作用有个直观的概念，他把核反应堆和锅炉作了对比。他说：“汽轮发电机是需要用蒸汽来推动旋转的，但是蒸汽的产生具有多种方法，用煤燃烧或者用油燃烧产生的蒸汽推动汽轮发电机发电的就叫火力发电，用铀235裂变产生能量而形成的蒸汽推动汽轮发电机发电就是大家将来要从事的工作。而一吨铀235全部裂变时产生的能量相当于二百五十万吨标准煤燃烧时产生的能量。因此，利用核能发电是一个国家掌握科学技术、国力强弱的反映。”这一形象的描述十分科学，又浅显易懂，使听报告的人从对核反应堆的神秘感中一下子解放出来。这是我第一次领略同志的风采。他那渊博的知识、生动易懂的演讲口才和平易近人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使我们明白了自己将来所要从事的工作与国家的发展和国力的强盛有关，从而激发了我们学习核科学技术的决心和信心。后来我们大多数人都从事了与能源领域相关的科学技术工作，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和同志的报告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热工所是从事核反应堆非标准设备设计和研究的单位。同志被任命为所长后，深知这一从事尖端科学技术研究的单位责任之重大。作为这个单位的领导，他必须知道要干什么，并合理安排让谁去干。对于他这个并不是学核反应堆专业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崭新的领域。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要想挤出时间学些东西谈何容易。因此，他便白天接受审查和批判，晚上到办公室读书。大家都看到，夜里十二点前他办公室的灯总是亮着的。后来在开技术讨论会时，连学核反应堆专业的人都对他的发言和见解感到惊讶和敬佩，问他是怎么了解这些知识的。他说，他已读完了格拉斯登编著的核工程教程。这是一本系统阐述核工程原理及应用的经典教程，共有三百多页。如果没有非凡的毅力和刻苦的精神，这是办不到的。由于他的这段经历，使他日后在成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后仍然十分关注核工业的发展。

　　劳动极其认线年，同志和所有党政干部一样，也没逃过受审查、批判、劳动改造的命运。“文革”期间，他被罚扫厕所和到实验室劳动。人们每天都可以看到他穿着胶靴，手拿橡皮水管和扫帚在认真地清扫,地面、窗户，一个角落也不放过，干得十分认真。一次，我和他一起在回路实验室劳动。他的任务是用铁刷子清除加热段铜排连接段上的铜锈。我看他刷得那么认真，满头是汗，就说差不多就行了。可他却说，如果铜锈去除得不彻底，就会接触不良，接点就会发热，这样不仅浪费电能，而且还会不安全。同志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体现在各个方面。由于他劳动态度好，又没查出任何历史问题，所以1969年初就被“解放”了。这在当时的武汉地区是非常少有的。因为他一直态度很好，他相信“文革”的黑暗是暂时的，两派群众是好的，他们的过激言行是由于当时的大气候造成的。

　　我记得一些造反派跑到同志的办公室，要求他支持，并要他为造反派做一面旗帜，写上“战斗队”三个字。他没有同意，耐心地说，你们两派都是好的，都是革命群众，我不能支持一派、压制一派，那样做就会造成挑动群众斗群众。尽管造反派们反复做工作，要求他站在他们这一边，但他就是一句话：“你们两派群众都是好的。”由于他不“支派”，不“站队”，对两派都做工作，所以在当时无政府思潮泛滥、两派武斗盛行的武汉，热工所并没有发生两派武斗和现象。这不能不归功于同志始终采取团结两派的做法。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而和我们相邻的武汉锅炉厂、重型机床厂、造船厂，都是因为主要干部支持一派、反对一派，而造成了两派更加严重的对立，武斗、十分严重，因武斗而死伤的事件时有发。LOL赛事押注